“完啦？”

续上路，没有在厕所里说三四的望和必要。厕所只有机械功能而不社功能。在这情况下，各人关起门来办各人的事儿最简单便捷，谁也不打扰谁。门，是必要的。

“？”

“完啦！”

（原载1997年12月18日《文汇报·笔会》）

而既然是公共空间，有门不如没门吧？我们能否想象将咖啡馆的座位一一间隔起来用门掩上？那就不再是有沙龙质的咖啡馆了。我们能否想象将一个城市的大广场切成小块用一扇又一扇的门关闭？当然能的；从前的君主们为了不让市民聚集论政，曾经在广场上建筑起七七八八的设施，用以抵消广场的公共空间作用。但是市民“街谈巷议”的望是堵不住的；人们遂向公园，向老庙，向…公共厕所。敦有海德公园，台北有龙山老寺；而“文革”期间，多少人在代不来的时候脱而：“是厕所里听来的”？如果是个有墙厚门、谁也听不见谁望不见谁的厕所，贾平凹又怎可能在蹲厕时“听到最及时的关于联合国的一次会议内容”？

“！”

而且，我也绝不会听到这么辟的民族自我分析：北京人多礼多话。上公共厕所时，一个说：“真巧啊，您老也上厕所呀！天这么冷，幸好这厕所离得近。您先请先请…”那另一个就说：“你也来啦！好吗？老爷好吗？大嫂几时…”临走时，两个人还得再来一回合：“你老完啦？好吗？您…”而内向寡言的陕西人据说是这样对话的：

可是当公共厕所是相属某一个社区的设施时，它不可避免地就担负起的任务。都是街坊邻居，在厕所里碰面能不聊几句吗？若是和的天，人们可以在村里大树下边烟边谈话；若是萤火虫猖狂的夏夜，人们可以抱着自己的凳到庙前广场上边赶蚊边论天下；到了寒气侵人的冬日里，反正不能下去，难公共厕所不是个颇为温的去？至少那儿遮风挡雨，那儿弥漫着人的气味，那儿肯定有人…即使是寂寥的半夜三更。去那儿的人在排完中块垒之后通常神清气，无所郁结，容易直了背脊畅所言。再说，厕所里一目了然，不会有密探埋伏，竟也是个说话有豁免权的自由天地。

老农蹲在大树底下聊天时，肯定个个把背对着树，脸朝外。脸朝外，才好左顾右盼，呼朋引友。在这地方若有一个家伙脸朝着树，把背给别人看，显然是愤世嫉俗的，古怪的。公共厕所既然和大树一样是个互通气息、发表意见的公共空间，哎，我当然蹲错了方向！

因为没有防堵的门，所以市民对国事的看法得以换而集思广益；人们对乡里的情得以而同舟共济，个人更因为腹中无所郁结而得以充分发个才情。作为一个责任重大的公共空间，公共厕所之有门无门朝里朝外，差别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