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反省看起来谦卑，其实是傲慢。

“德国人懂得反省”又是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呢？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德国人的反省本也是一个层次复杂的东西。当一个德国人对自己的过去毫不留情地大加鞭挞时，他可能是一个最自我批判、最清醒的（秋）史家，但是他也可能是一个着面的文化沙文主义者；当他说德国人的罪行举世无双时，他没说的话是：德国人的文明度是举世无双的。

对第一次大战的战败，德国人的反应是屈辱与不平。后来希特勒的崛起与战败德国人希望重新振兴国威的心理很有关联。二次大战后，所谓反省也要等到60年代末学生运动开始向传统挑战之后才能展开。也就是说，日耳曼人对战争的反省与其说是民族所塑的必然态度，不如说是历史条件的促成。

历史条件更少不了政治现实。德国人忏悔对象是犹太人——战后团结起来声大势大的犹太人。同样被屠杀几近灭的吉卜赛人却鲜有人提及。谁都知“六百万”这个数目，可是谁知吉卜赛人被害数目？吉卜赛人没有组织、没有势力、没有声音。反省，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德问题，它可能更是政治势力较量的产。

1997年

所以，当我们看见李登辉率领官员在二二八纪念碑前鞠躬致敬时，我们能下什么结论——台湾人能反省？台湾人不能反省？

原弹落在长崎和广岛，就是一个历史条件。由于原弹所造成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浩劫，遂使原本是侵略者的日本人同时成为受创重的被害者。要一个单纯的凶手忏悔容易，要—个凶手兼被害人忏悔，就困难了，因为他觉得“我固然负了别人，别人也负了我”；历史的罪与责他不能轻易厘清。

在这个层面上，中国人自己有太多现成的例。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为什么得到平反？50年代白恐怖的牺牲者为什么还得不到补偿？因为前者合台湾目前的政治现实，而后者还沾不上政治利益。

“德国人能反省，日本人不能反省”？可能不那么简单。

恐怕什么结论都不能下。在反省和不反省的背后隐藏着一层又一层的文化、历史、政治的条件牵制。在看清这层层的牵制之前，我不敢下中国人能反省或不能反省的结论。表面上，我们看见德国总理在犹太人的墓前献下跪，也看见日本政府对战争索赔和安妇的控诉躲躲闪闪；相比较，中国人更是愤愤不平。我倒是觉得，在愤怒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将愤怒的对象真正理解清楚：它的躲闪，作为一文化行为，应该如何诠释？作为一历史现象，其成因为何？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否为成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