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西宁的火车上小虫跟我讲他的朋友白脸：育老师在打我们，我们的教室是矮平房，白脸是突然从教室的房上下来的，他到育老师面前给了他一记耳光。大家都笑了。

玲是说过些什么的，玲不断重复“在医院里吃药人吃得这么胖人吃得这么胖。”

老师拿他没办法，很多人都怕他，他不是我们学校的，但他很名。当时我没认他是谁，我只知他叫白脸。我爸妈都是文化大革命从上海去西北的，虽然我在西北生，但我是外地孩在西北，所以常被人打，有一次我被堵在铁上，有人向我要钱，我没有钱，我知我又得挨打了。西北的孩和上海的孩很不一样，他们经常打来打去，我们班有个孩老被欺负，有一天一个最狠的学生当着大家的面把一个孩的脱了，放学的时候这个被欺负的孩拿一个墨瓶向欺负他的孩砸去，就这么一下就把那孩砸死了。扔墨瓶？这事我们都过。可是谁也不知死是这么容易，所以我真的怕西北的孩。这天，在我就要被打的时候，突然有一帮人过来把诸我的人教训了一通。听说白脸关照过我们年级里的“老大”保护我，我才知原来白脸是我童年的朋友，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打弹。我去找他，我们又开始一起玩。白脸有五个，他妈死得很早，他是被坏的。但他对朋友极有情，两肋刀。他有很多女人，他搞过我们那儿“老碴”的妹妹，搞了人家又丢掉人家。他还持为我找女人，带女人约我在林里见面，可我那时多＊。0阿！

当我不相信一切，我就完了，而我在16岁时就他妈的完了。奇怪的日到来了。我的声音由于激动而变得越来越沙哑。对着镜或桌随时随地玩着自己的，我并不是想了解，我只是想自己跟自己玩。

玲自杀的那个学期我退了学。我被介绍到一个那里，顺利地开始了我短暂的“小歌星走”生涯。我唱歌，那可以舒展我自己。我穿着可笑的台湾80年代的服装站在舞台上放作伤，那时我喜把眉画得又宽又，那时我喜苏芮、娃娃。

那天白脸边有个女孩，长得有古典，看上去比我还小。白脸当着我们的面对小虫说他要求换舞伴。我不喜他的这法。我想如果他想和我舞，他可以好好的过来请我。我当时认为这是上海人和西北人的区别。但是小虫很开心地答应了，我想我得给他一“面”我和白脸舞的时候放的是《友谊地久天长》，所有的人都一本正经地着舞，包括白脸，这让我觉得很怪，一直想笑。

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使我迅速地“问题少女”的泥潭。我开始不相信所有人的话，除了吃嘴里的东西，我觉得没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我们团里有一个伴舞的男孩比我还小，我们很要好，常在一起“凤凰”牌香烟。他叫小虫，可他什么都大，一都不像小虫。有一次我们去西宁演，小虫显得特别激动，走路都踩着他特有的像在作广播似的舞步。小虫从小在西宁长大，他喜西北的黎明，他说西北的黎明饱着光明。

我见到了白脸。他长的确实很白，乎我的意料，他很好看，大双，睛很黑，目光空，平，发微卷，发很黑，我发现他的脚非常小。他请我和小虫去舞厅舞。那时没有迪斯科，那时只有谊舞厅，舞厅里什么年纪的人都有。西北的舞厅很，经常为了争舞伴而发生打架事件，这对我们这些上海人来说是很新鲜的事。

后来听说玲院了，她的家长请求老师通知大家谁也不准去看望她。

我残酷的青由此开始。玲那特有的银铃般的笑声从那个冬天起就一直飘在我后，它我走无边无际的黑暗，永不回。

她最吃的娃娃雪糕，香草橄榄和杏话梅。我不停地吃着巧克力，她吃着娃娃雪糕和香草橄揽。病房的其他病人都是大人。基本上都是我在说话，不我说什么，只要一个话题结束玲就会笑，那是真正的银铃般的笑声。

在我们第二场演后的第二天，白脸来请我单独和他去舞。我说你为什么要请我去舞？可能是我当时的语气不太好，因为那天我心情不好，团里的大人们为分钱的事一直

一个雨天的下午，玲的死讯传到学校。据说有一个男生在某个下午乘她父母不在时拿着一束鲜去看她。那个时候上海是很少有人买鲜的。当天夜里，玲在自家的洗手间切腕自杀。据说她是站着死的。

朝镜里看一下自己，我就看到了我陌生的望。我的官向冰冷的桌角秘密靠近，我第一次明白我的“快乐”也是我不可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