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意味深长的话：

“这是世俗联合国与宗教联合国的一次握手。”

“是的，是一次创世纪。”红衣大主教应对机智。

说这话时他们根本没想到美国的各大报纸已经找到了明天一早见报的通栏标题。而这时，联合国总部的广场上，一队身着制服的警卫队员，正手推着旗车挨个走过一百数十根旗杆，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依次徐徐降下各国的国旗。这场面使红衣大主教心有所动，但他却巧妙地使梅内克斯没发现这一点！

会见是纯粹礼节性的。教皇的代表与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彬彬有礼地把谈话范围限定在了对纽约天气的评论和对统蒂冈天气的回忆中，这样就义使美国的各大报纸得以在他们的新闻稿中写下“具有象征意义的教俗会晤是在亲切友善的气氛中进行”这样的字句。

不过这种亲切友善的气氛只持续了二十分钟，就被来自其他地方的不友善空气给破坏了：从已经断断续续开了将近三十个小时的安理会会议的会场，传来了印度人要彻底惩戒巴基斯坦并扬言不惜对支援该国的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消息。

整个世界的气氛都变得紧张起来，联合国副秘书长办公室的气氛也不会例外。红衣大主教非常知趣地起身告辞，特别是他听说梅内克斯作为印度总理塔帧尔和巴基斯坦总理约希姆·汗的共同朋友，被联合国秘书长特选为他的全权代表，前往两国进行和平斡旋的时候，他很礼貌地对梅内克斯表示了祝贺和祝愿。

教皇代表对联合园的初次访问按说本应该到此结束，但红衣大主教在走进电梯时，却刚巧碰上了原先并未安排会见的联合国秘书长；这样，宗教联合国与世俗联合国代表的握手，就在无意中升了格。尽管这只是一次意外的会见，并且在匆忙的寒喧中，连纽约或梵蒂冈的天气这样的话都来不及谈，但却为红衣大主教和联合国秘书长日后共同经历的一段遭遇，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香港2000年1月12日

“我在二十岁那年成了孤儿。这话你听来一定觉得好笑，可我确实是在那一年里，既没有了母亲，也没有了父亲。”

罗加太平山顶望着香港的万家灯火，婵突然对李汉讲起了她的身世。她的自己永远也讲不清的身世。

我的母亲是格鲁吉亚人，她说，可我的父亲是中国人。但他们都好像是没有祖国的人。他们总是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漂泊不定。她无法说清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组成一个家庭的。

我的母亲气质忧郁，她又说，我的父亲同样沉默寡言。李汉想起她曾说过，她的母亲用手隔着信封读她父亲写来的信或别人写给她父亲的信。

我们一家是十五年前来到香港的，那年我九岁。她沉入了回忆。一到这里，父亲就像变戏法似地变出一家店铺来，我们就靠着它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她不讲了，朝山下望。